袁运甫：吴冠中先生是中西融合集大成者

　　中国江苏网报道：6月25日，吴冠中先生去世，在北京幸福中路的一处画室里，袁运甫手握报纸泣不成声。1964年，中央美术学院被合并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袁运甫和吴冠中正式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就在几天前，因肺癌住院的吴冠中还打电话给袁运甫说：“我身体很好，你放心。”　　

　　在袁运甫看来，吴冠中是一位单纯的“大师”，甚至有时候还有些孩子气。他对记者讲述起了两人一起共患难的那段岁月。

　　尊重民俗传统提倡中西结合

　　1950年，吴冠中从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成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但当时全国美术学院太多，中央于是在1964年决定把中央美术学院并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对美术界形成合力。

　　当时，国内顶尖级画家几乎全部都来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其中包括张仃、周大年、魏文峰等人，吴冠中在学院和魏文峰共同担任绘画系色彩学教授，袁运甫是该系主任。

　　作为留法归国艺术家，吴冠中开始在学校倡导画派改革，强调不要一味地学习西方，而是应尊重民俗传统，去寻找自己最喜欢的风格和题材，不要盲目崇拜权威画家而迷失自我。

　　就在几个月前，当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拜访吴冠中时，他依然动情地阐述中国国画应该具有民族责任感，但光谈国内还不够，还要有更宽阔的视野，画作更是国际遗产，改革就要和时代一起往前走。

　　“可以说，吴冠中开创了学院‘写生’的局面，他提倡画作要中西结合，到生活里去，不应该跟风。当时学院的经费比较宽裕，只要画家申请去哪写生，学院肯定给予支持，吴冠中当时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江浙一带。”袁运甫说。

　　在当时的工艺美院，受到院长张仃“兼容并蓄”思想的影响，出现了短期的百花争鸣局面，画家们都不定期地开办个展，互相学习。70年代初，吴冠中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办了他人生的第一个个展，当时著名画家吴作人等到场参观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文革期间创立“粪筐画派”

　　1970年，文革进入白热化阶段，当时的知识分子被要求下乡改造，吴冠中和袁运甫被分配到了河北的李村干校，隶属于1594军。多年后，在公开场合，吴冠中仍笑称与袁运甫是“老战友”。

　　当时的知识分子进入到军队改造，实际上对知识分子有严重歧视，吴冠中和袁运甫被禁止作画，袁运甫回忆说，“那位极左的团政委”在下乡第一天就告诉他们：“你们是来劳动改造的，不是来画画的！”

　　于是，俩人每天清晨就挑着粪筐假装出去干活，实际上在粪筐内藏上了颜料、画板和小凳子出去写生，差不多有三年多的时间，吴冠中和袁运甫看遍了农村生活的农作，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

　　这一“壮举”很快传遍了其他村的知青，俩人也因此被称为“粪筐画派”。“现在想想其实当初军队还是很宽松的，他们还是容忍了我们继续画画，这是我们的职业，不让画画了好比让军人没有了枪。” 袁运甫说。

　　这一状况在林彪坠机身亡后得以改观，俩人身挑粪筐出外作画的故事称为文革记忆。而当时，吴冠中就已经身患严重的疝气和肝炎，一旦干体力活就痛苦万分。

　　感悟文革经历痛苦流泪

　　1973，在李村下乡的的文革期间，一只小鸭子莫名其妙地死了，吴冠中因此被人诬陷为“阶级报复”。这件“莫须有”让他受尽了折磨。吴冠中事后回忆：“我要画它，才不会打死它，1973年是我最困难的一年。”

　　那一年，吴冠中还和袁运甫被派到了石家庄的造纸厂送稻草，两人一起拉着三轮车——吴冠中在前面用绳子拉，袁运甫在后面推，走了整整30里路，到达了石家庄，也因此留下了一段趣事。

　　俩人完成了任务后，就想着去看一场电影，结果正好播放的是朝鲜的影片《卖花姑娘》，当时两人进去事后已经演了1/3，电影院的所有人都在哭，俩人站在后排也跟着大家一起哭，第一场看完了，又重新买了票看了第二场，还是从头哭到尾。袁运甫说：“影片的经历和我们都太像了，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对我们有很大的共鸣，吴冠中当时正在受迫害，更加的感同身受。”

　　看完电影后，他们又一起去一个卖大饼的摊上吃了饭，“那是非常好的一顿饭，不是说多好吃多丰富，但是真正的吃饱了。”

　　“一系列的事件，让他（吴冠中）对文革很反感，所以当文革结束，邓小平提出改革开发之后，他非常高兴，对祖国充满了爱，改革开放后他疯狂地到全国各地去写生，在中国的当代画家中，他肯定是劳动收获最丰富的一个。”袁运甫强调了一句：“我只能用最丰富来形容他，你知道，历史会给他公正的评价。”

　　三个月绘制《长江万里图》

　　悲情的岁月得以在1973年中旬暂时告一段落。在周总理的批示下，王府井的北京饭店需要一副代表性的壁画图，需要国内顶尖画家进行创作，于是袁运甫首先被调回了北京，并接受了周总理、万里、陈毅等人的接见，后来确定该副壁画要长60米高3米，当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万里问袁运甫需要提供什么条件创作时，袁运甫说，我希望有四个人共同完成这幅画卷，而其中的一位提名人就是吴冠中。这一年，吴冠中回归北京。

　　“黄河画了那么多，长江为什么不能画？”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袁运甫、吴冠中、黄永玉、周大年四人在于万里和郭沫若等人的商议下，决定绘制的主题为长江沿线，定名为《长江万里图》。万里给这个小组提供了1000元的经费，并告诉他们：“时间你们自己掌握，画好了再回来。”这一去就是三个月。

　　时隔多年，袁运甫仍对吴冠中的刻苦作画记忆犹新。“不管到哪去，吴冠中从来都不抱怨住的不好吃的不好，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他有一个习惯，不画完绝对不吃晚饭。”袁运甫说，曾经有一天在太湖边看到了一群白鹅戏水，画面很漂亮，吴冠中就说他不走了，不画完不吃饭，然而就是这幅画，在他的个展上频繁出现。

　　在乌镇茅盾故居，吴冠中还坚持住在山上一个大车店里，当时晚上跳蚤、臭虫乱爬，可就是为了能俯视茅盾故居。这一段回忆，在袁运甫的记忆里却很幸福。

    坐火车 画坐座位人站着

　　然而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文化大革命新一轮“批林批孔”的影响下，国内政治风向突变。在四川时，黄永玉就被告知有人想迫害他，于是四人匆忙回京。

　　就在回京的火车上，吴冠中却把几十斤重的画作放在了座位上，自己站在旁边小心地看着，这一幕仍让袁运甫津津乐道：“对他来讲，第一重要的是画，艺术优于生命，实际上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生活提过要求。”

　　回到北京后，以王曼田为首的反革命小组要求他们将所有画作上报审查，但审查了几天也没有审查出来结果，仅有黄永玉的一副画鹰的画作，因为一只眼睛睁着一只闭着成为了反革命的口实，其余三人均在学院里被贴满了大字报，生活地战战兢兢。

　　好在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四人帮”的轰然倒台意味着文革的结束。评判吴冠中那个时期的画作，袁运甫说：“吴冠中那时的作品，很显然带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意识，他的很多作品到体现了对国家未来的担忧，从画作上看，他很喜欢那个时代，但实际上，他更喜欢现代的生活。”

　　文革结束后，俩人多次相约外出写生，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山水，但吴冠中似乎对江浙一带尤其是苏州格外喜欢，隔不多久就回过去一次。

　　“吴冠中是我的长辈”

　　看到报纸上关于吴冠中去世的报道，袁运甫的思维似乎回归到了现实，他说：“吴冠中是我的长辈。”作为吴冠中的老领导，袁运甫进一步解释说，他虽然比我大十几岁，但他这个人很坦率、说话很真，看不起唯利是图的人，把画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他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袁运甫回忆起一件有趣的小事。文革后，吴冠中第一次去法国，看望赵无极、朱德群等一帮老朋友，自己穿的很寒酸，身体也不是很好。朱德群问他：“我看你物质生活上享受很一般，你是不是缺钱啊？” 吴冠中回答：“我不缺钱。” 朱德群又说：“你要缺钱我给你！”吴冠中说：“你给我钱我怎么花啊？我没用啊。”

　　结果在双方的争执下，朱德群还是瞒着吴冠中把一些钱放到了吴冠中的鞋垫下面，让他带回了中国。到去世时，吴冠中的画已经身价千万，但自己仍住在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其中一间就是他的画室。

　　其间，很多地产开发商都表示要送他一套房子，其中还有一位开发商得知他有四合院情结，还主动提出把楼房的顶层给他盖成四合院，但都被他谢绝了。他的理由很简单：“在这里我住的久了，不想动。”

　　就是在去年，凤凰卫视还想给吴冠中颁布一个终身成就奖，但被吴冠中坚决回绝了。他说：“我都90岁的人了，这样的奖多给年轻人，这对他们是影响终身的，来日方长。我都要见阎王了，还得奖没这个必要。再说了，要颁奖的时候，上台我讲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