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悼念吴冠中先生研讨会

    贾方舟：25号夜间11：57分，吴冠中先生离开了我们。早晨老水给我发信通报了这个消息，后给邓平祥先生打电话来，说好像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方式对吴先生表示一下我们的悼念哀思，所以我们决定在今天举行这个追思活动，以中国艺术批评家网作为召集人，以往我们开过几次批评家茶会，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活动当做一场茶会来开。在这期间，正好北京荣华视线文化有限公司曹萍女士跟我说要请批评家们到爱斐堡酒庄来玩玩，休闲一下，度度假什么的，正好我们把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让大家跑这么老远来、安排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来开这样一个会的原因。

    这个会议我们请水天中先生来主持，他是《吴先生全集》的主编，对吴先生有深入的研究，所以我们请他主持这个会议，下面就把话筒交给他。

    水天中：刚才老贾说是让我主持，实际上这次座谈完全是老贾组织的。

半个多月前，听到吴先生病重的消息，当时正好要到国外去，就想最好能够在出国前去看望一下，担心回来以后，不知道他的病怎么样。打电话跟他家里联系，说现在医生不让看，医院不让去探视，所以也没看，等到回来以后不久，就听到吴先生去世了。我和徐虹想了想，最后见到吴先生是三月四日朱德群展览会上，他到美术馆去了，而且他当时的精神很好，说了很多话，跟观众，跟美术馆的人谈了很多，激动地向我介绍他认为展览中最精彩的作品，声音很响亮，思维很敏捷。当时我们很欣慰，吴老长寿，精神显得非常年轻。

   像所有历史性的人物去世一样，吴先生的去世引起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报纸和电视、网络各方面都做了很多报道、评述，有很多吴先生的门生故旧回忆当年和吴先生的师生之谊和艺术上的交流。作为艺术批评家，我们可以从另一层次，或者是更概括的，从思想、文化的层次，谈一谈吴先生作为中国美术界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他确实给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留下了特殊的形象，不仅仅以他的画，更多地是以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使人难忘。吴冠中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显示了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艺术家，应该说这样的艺术家确实是不多的，这倒不是因为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刚刚故去，我们要说一些纪念的话。

    昨天晚上我仔细回想，在二十世纪这些美术家里头，掰着指头算，当时有很多确实都是很了不起的画家、理论家，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像吴冠中这样，在各个方面表现出了一种他特有的深刻性，或者是是一种在文化艺术上表现出了一种中国所谓的“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精神状态是了不起的。当然今天希望大家仍然跟前几次的批评家茶会一样，自由地谈一谈，不一定从哪个角度谈，大家想到什么就可以谈什么。

    我个人认为，谈论吴冠中不能按照一般画家那样去谈——有很多画家画得很好，但是除了画以外没有什么可说的。吴冠中不是这样的画家，他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留在中国艺术史上，有国学家曾经说过，我记不清楚是钱穆还是谁说的，“中国人的思想是生命性的”，不是体现在哪本著作上，而是体现在整个生命之中。吴冠中的艺术和艺术论著作为一个艺术史上的现象或者是作为艺术史上的人物和问题，是一种生命性的，是一个完整的人。如果仅仅拿绘画作品来观察，远远不能够代表、衡量和概括他的作用和分量；如果把他的美术评论、言论拿出来，也不完全，应该把他整个立身处世，他的艺术、思想作为一个综合的整体去观察、评量，这样才能够显示出他和一般的，我们平常遇到的和我们熟悉的许多杰出的美术家所不同的地方。

    下面请大家随便发言！陶咏白先生是我们在座人中认识吴冠中先生最早的，请她发言。

    吴冠中永远活在我们身旁

    陶咏白： 我是1975“文革”的时候调到研究院的（那时好象叫中国文学艺术研究所），跟吴冠中老伴朱碧琴是同事，我们都沿用美研所同志对她的称呼，叫她“朱老太”。他们家就在研究院旁边，所以我经常一伸腿就到他们家里去了。这就比在座的先生们要早一点认识吴冠中，那时我一直叫他“老吴”，甚至延续至20世纪末，叫惯了。近10年我才逐渐改口叫“吴老”，因为大家都这么尊称，我再这么叫，似乎不太礼貌了，但有时还改不了。吴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正在青岛，是一个西安的朋友发来短信才知道的。但是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活生生地存在着，他那敏锐的思想，毫不掩饰的直言，富有激情的言谈，勇于坚持真理的批判精神……他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不同寻常的是此刻勾起了我的种种回忆：

    从我认识他起，就紧跟着他，看他在北京的各次展览，听他在工艺美院、中央美院、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讲座。我一直受惠于他给我在艺术点点滴滴的启蒙和启迪，让我能较早地摆脱俗见，对艺术有了新的思维能力。七十年代末，人们对吴冠中的艺术和言论还颇有异议，但我赞同他的艺术观点，喜欢他注重形式感的作品。比较早的写评论他艺术的文章，1979写了一篇《吴冠中艺术的初探》，这是看了吴冠中于1978在北海公园画舫斋首次举办个人画展后写的。这也是我有世以来写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当时我自己还很幼稚，却自不量力地写了这文章，不过当时吴冠中还不出名，我也斗胆不断地跟踪他的艺术行迹写了一些短评。九十年代吴冠中先到法国、后又在美国各大城市举办巡回展，接着到英国、日本及香港、新加坡等地国家博物馆搞展览，画价也在香港炒到国内在世画家的最高值。当时在国外吴冠中似乎很热闹，但国内依然对他很冷淡，我就连篇累牍地写了不少评论他艺术的文章，90到91年间，就写了《矻矻水墨十余载 创开一代新天地——吴论中水墨艺术谈》、《看吴冠中画人体》、《“吴冠中热”中的吴冠中》、《吴冠中——走通了一条路》、《海外人士谈吴冠中》等，並且翻遍了他所有的画册，那个时候的画册还不太多，给他搞了一个《吴冠中年表》。有的文章是吴先生授意我给香港《名家瀚墨》、新加坡出的画册写的如“水墨画艺术谈”、“画人体”、“吴冠中热”及年表，这些文章几乎都被几个刊物转载。那时吴冠中的一些活动我几乎都会参加，江南水灾他赈灾捐画；关于吴冠中《炮打司令部》假画案的调查会等等，那时有人要找吴冠中会来找我说，如看其收藏是否是真迹？东方画廊要借吴先生的画展览，也让我出面去借，我还真的做了这傻事，后来想想后怕，那时吴先生画价已是天价了，万一出事可了不得。这是我与吴冠中接触比较多的十多年。他为我编著出版的《中国油画1700——1985》大型史册性画集写了篇评论《色彩的轨迹》，推介这部画集。还为我晋升研究员职称写过推荐信，他对我的帮助和鼓励，让我终生铭记。90年代后，我觉得吴先生周围都是人，找他的人太多了，门庭若市，他太累了，也夠烦人的。我自知不可以再去打搅他，与他的接触也就少了。虽然我们住得很近，遥遥相望，我在芳星园，他在芳古园，可以看得见他的房子。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老俩口还到我们家走动、走动，后来就比较疏远了，我去得比较少。有时会通个电话，偶尔也会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一次，在812公交车上碰面，他知道我在搞女性绘画史的研究，他热情地给我提供杭州艺专他的老师蔡威廉的情况，兴奋地告诉我，蔡师要用油画换他水彩，此事因蔡师产褥热而过早离世，没有实现这一令他终生遗憾的约定。他还介绍了几位有才华的女同学，告诉我寻找她们的线索，解决了几个一直困扰我的疑团。那时虽见面很难得，但见了面终有说不完的话。给我的感觉是虽然他被周围的人包围着，但他内心却是非常寂寞和孤单。

    2003年痧丝肆虐之时，我们经常在傍晚的时候，在龙潭湖公园遥遥相望，他跟老伴散步，我们全家也到公园吸吸新鲜空气，有的时候碰上见了一面，为防交叉干扰，说几句话，就很快离开了。经常是远远地看到，挥挥手点点头，就算打招乎了，有时一愰而过就拐过去了。当时我心理挺别扭的，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看得见，却不能交谈，不能顾诉，觉得好疏远。

    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5月份，5月19号，是因为他在杭州艺专时逃难到过云南安江村，那里的村书记委托我去求他写几个字，这次见面。感觉他消瘦了，精神大不如以前，说话也少了些激情，陪伴着老年痴呆的老伴，看得出他心里很孤独，过得挺无奈，我只能劝慰劝慰他。此时我已搬到昌平，离方庄远了，加之脚疾困扰行走困难，难得去方庄取些书藉。虽心理还老惦念着住在方庄的老吴、老太俩口子，但无事不登三宝殿，要没正经事还真去不了一趟。

    天赐良机，今年1月份，江苏文艺出版社，让我给吴冠中编一个散文集，因为吴冠中已经出了那么多散文集了，这么一大摞了，尤其最近团结出版社给他新出了六、七本。但是江苏的出版社没有出过，他是江苏人，我们是老乡。江苏文艺出版社在“大家散文文存”系列丛书中要出吴冠中一本。就让我去给他编，吴先生也同意，並与出版社都签了合同。这就又开始了我们比较多的接触，不过这都是通过电话的接触了。2月7号，我们通了电话，把我的编辑思想，讲给他听，第一部分：岁月留痕；第二部分：风云乍起；第三部分：文中风景。他也挺同意。我们还讨论了散文的题目。同时又谈了对当前热门话题的看法。如谈到有人提出艺术的“国家标准”，他说：“还有国家标准？”他表示异议，觉得国外从来没有什么标准的，“印象派因有标准，才出了印象派吗？”他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他又讲了很多对当前体制问题的一些看法：对于美协的问题，对于美院的问题。他说美协是一个官僚机构，现在人越养越多。现在许多组织的成立，有的是为了拉帮结派，为了笼络一些人，沽名钓誉……。这是上个月的事，91高龄的老人了，他的思想仍非常清晰，表达得非常明白，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我在编辑中发现还缺少最近几年的内容。3月18日，我把自己的想法都跟他讲了以后，就作了电话采访：我说近年老听到消息，你到这儿捐画，到那儿捐画，为什么这么急切地捐画，捐得那么彻底，上海就捐了两、三次，又是中国美术馆，新加坡美术馆。我说：“为什么？”他说：……“作品不是遗产。”

    过了两天，我又打电话说：“还有一个798的问题，你到798去，这个举动还是挺有意思的。”他说：……“我从民间来”。

    编这本集子，翻来覆去经过好多次更动，因为他的东西很多，我要全部看一遍，看一遍不行，还要精选，所以搞了几遍，到了5月份才弄完，我正准备给他过目一下编的目录和采访记，结果他小儿子乙丁说：“他不在家。”我开始以为他外出了，心想，这么大年纪一个人到哪儿去？不知为什么我心理不踏实起来，是不是病了，在医院？。过了一个星期我又问：“是不是病了？”他说：“是。”我一时楞了，果然如此。我说：“是不是可以请他过目一下？”那时已经是6月份了，他儿子就说：“再等等”。我总觉得他会很快出院，又担心有什么不测。过几天我又去电话问，乙丁说：“爸说他不看了，一切由您来处理。”他不看了，一切由我处理，这是他的一贯做法，倒也未引起异样的感觉，总觉得他具有那么强悍的生命力，总想着他不会有事的，盼着他早些平安出院。但不知为什么那一段时间我心理老是打鼓，担心我是不是最后一个给他编散文集的人啊？最后一个经他本人亲自同意的人来编的一本？

    从1979年开始写他的第一篇文章，转了20多年，又回到了源头，让我来做这最后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是个沉重的事！

    在我与吴冠中的接触过程中，他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一是如何做人，一是对艺术的理解。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格？我觉得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的榜样，跟他接触和交谈中就无形之中给我许多的启发。他生活极为朴素，朴素到不如我吃得好，不如我讲究，你画画可以不吃不喝，带两个玉米就可充饥顶顿饭。有时候我在他家里吃饭，就这么一条蒸鱼就了不起了。他们家的生活水平比我们一般人还要低。后来搬到方庄的家，也不铺地板，就是水泥地，那时候一般的家庭都会铺上地板或者是瓷砖之类的，他家就是水泥地，很多、很多年后，约有十来年以后，他儿子趁他不在家时才给他铺上了地板，好象还是复合地板。他的生活真是简单到比我们一般人还要简单得多。但是他有傲骨，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並敢于真话直说！如果没有对人民、对国家、对这个时代具有真诚的愿望，坦荡的胸怀，不畏强暴的勇气，不计个人得失的品德，何以能做到这样的理直气壮！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他以一位真正知识分子的品德，行使着自己时代的使命。我们一般人中，给领导提意见还要掂量掂量，很难有象他那样敢于直言，犀利地批评时风、体制，这是抗上噜。他都能够自觉地提出来，他是一个敢当道义的知识分子，探路的知识分子。

    他留给我们的不光是大批的作品，主要留给我们的还是一种思想和精神，他的作品里边充满了生命的激情，刚才老水讲的“生命”，我觉得他的作品中渗透着生命精神，生命情调，很人性化的东西， 充盈在他的作品里，看泰山的五大夫松，他会联想罗丹的加莱义民起义了；他看到长城下的那棵松树，就觉得是孟姜女哭长城。他把自己的感情都融在他的绘画里边，所以他画的虽然是风景，但是有一种人性的东西感染你。

    他的许多艺术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他在“内容决定形式”的时代，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造型艺术不讲形式，就是不务正业”，简直是石破天惊。这句经典式的语句，也开启了我思考艺术造型的一把钥匙。在改革开放之初，他连续发表的《绘画的形式美》、《关于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等檄文，就象一颗颗炸弹，振耳发馈，炸开了禁锢的思维营垒，调动起新鲜的思维细胞。在“观念更新”的80年代初，他的这些文章成为一种艺术新观念诞生的催化剂。那时他到各地办展览，作演讲，影响所及，就象刮起了一股新思想，新艺术的旋风，给人以鼓舞。我觉得他在艺术思想上的确是我们的引导者，他老是在你还不明晣的问题中解读着许多，许多都是大家心里想的，但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的东西，他非常明确地说出来了，给大家一个很明白方向去奋斗，如形式的问题、抽象的问题，我觉得是吴冠中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确是像一个旋风式的学者，到全国各去办展览去讲学，对中国二十世纪艺术的推进或者是现代艺术的发展起了一个极大的作用。后来兴起的轰轰烈烈的“新潮美术”，与他的铺垫不无关系。他是那个时期我们的精神领袖。

    吴冠中敢于真话直说无私无畏的人格是我们的榜样；他的艺术思想、艺术精神象盏明灯引领着我们前进。吴冠中是20世纪中国艺术美术画坛上一位独特的具有杰出贡献的画家，他以毕生的身价性命为推动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我的看法。今天吴冠中虽然是去了，但感觉他好像是永远活在我们身边。

    邓平祥：1979年，吴冠中到我们湖南，为什么到湖南呢？湖南当时要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画一张大画，准确地说是为湘绣风景画画一幅底稿，就把吴先生请过去了。他就顺便带了一个展览，当时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到湘西去看一下，为什么要到湘西呢？他也是一种怀旧，他跟我说，他要去看沈从文的故居，他非常佩服、尊敬沈从文，然后他也想看一看黄永玉生长的地方。所以，他就选展览的空隙当中，我们就安排了十几天，去湘西游历和写生。

    吴先生当时就是工艺美院的教授，别的身份还没有，他在湖南还搞了一次讲座，现在我还保持了那个盘，这么大的盘，就是老式录音机，我现在还留着呢，他讲得非常激动，讲得很好，在我们美术界影响很大，他当时讲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形式美”，就是美术要回到形式，回到本体，就是这个问题，讲座在我们湖南影响很大，我们湖南之所以当时在八十年代，1979年以后在美术界发展得很快，与吴先生的第一个个人展览和他的讲座，和他在我们湖南呆了一两个月，我认为是有直接关系的。

    到了湘西以后，还有一个意外的插曲，就是发现了张家界，实际上是吴先生往回赶，从湘西回长沙，就到了现在的张家界市，当时叫大庸县，因为我们是省里接待的，省办公厅给每一个下塌的地方打电话，接待都是当地的首长出来接待的，到了大庸也是当地的县一级主要负责人接待。

    王端廷：省政府还不是美协接待。

    邓平祥：都是政府，我是美协，他要求安排一个年轻的同志陪同，所以当时我在美协是最年轻的，北京来的一些大人物，基本上都是安排我，为什么？一个年轻，再一个是领导认为我这个人不惹事，安排我去不会造出一些不好的事情出来，有的人可能弄一点不好的影响，我这个人当时还是比较本分的人，另外方方面面也比较慎重。

    当天晚上住在县委招待所的时候，当时县长或者是书记出来了，吃了一顿很丰盛的晚餐以后，提出来希望吴先生去看张家界，吴先生感觉很突然，也很疲劳了，又是归心似箭，赶到长沙，他的个人展览要开幕，因此他从内心是一点都不想去了。他就问了我一句“小邓，张家界你听说过没有？”我说：“我没听说过。”结果吃了饭以后，他就跟我说：“不想去。”但是书记还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吴先生就问了一句说：“张家界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不想去就这样问了，那个书记就情急中说了一句话“像桂林一样的”，他以为这样能够感动吴先生，结果这个话说坏了，吴先生马上情绪就上来了“那我不去了，像桂林，不就是一个小桂林嘛，我去干嘛，桂林我去过多少次了。”然后这个书记很有意思，他跑到我们的房间来做工作，我说：“书记你这句话说坏了，你怎么能说是像桂林一样呢？像桂林就是一个小桂林。”他说：“我知道说坏了，不像桂林，不是桂林。”我还是被他感动了，因为我还是湖南人，总是有一点家乡情谊的。我就跟吴先生商量，吴先生说：“像桂林一样还去干嘛，我真是想尽快赶回长沙。”我向他们要了一份县里印刷的水印的地图，看了地图的标尺后，就说：“吴先生，可能去一两个小时就到了，我们随身的东西放到车里头去，我们去看，如果看一下不好，马上就走，当天可以赶到长沙。”这句话起作用了，吴先生就同意去了。一路，吴先生就非常失望，沿途景色平庸，张家界这个地方，就是不到那个地方，一点都不好，结果突然一下，一下子突兀起来的山起来了，吴先生把车门一打开，“这怎么是桂林呢？这怎么是桂林呢？这完全不是桂林嘛，更野嘛，更好嘛。”就说了这几句话，住下以后他就决定不走了。第二天就非常地激动，那个林场的老场长，就把这么厚的木门卸下来，搞四个伐木的工人扛着，跟着我们走，画了五张画，画得非常好。

    当时是纸本，就是水墨，水墨加一点粉，丙烯的颜色，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丙烯，他就用了丙烯，是日本产的，就是那种很厚的宣纸，当时吴先生是很激动的。为什么？当时张家界完全是一个原始的状态，他在画画的时候，猴子在几十米的地方根本不怕人，他高兴极了，心情特别好。他就是两天时间画了五张画，都很大。晚上我就陪他去散步，他说《中国建设》杂志来之前专门找过我，让我有空到外面写生，看见好的地方写点儿游记，我要完成这个任务，为张家界我要写一篇文章，今天晚上就写，第二天一大早就说：“小邓，我的文章写出来了，你看看。”他就给我看，就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大概写了千把字的样子，就是一气呵成，写得非常好。他一贯的散文的风格，很有文采，很有情感。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我记得我是把他的手稿借来抄了一遍，送到湖南日报，发在1980年元旦那天的版面上。这篇文章，引起我们省里上上下下的注意，一个是他的身份，一个是他写的文字的感染力，又是把张家界风景评价那么高，他当时就感觉是中国的一个新的风景名胜。

    不是说张家界没有吴先生的发现永远不会发现，但是吴先生的发现，至少是早发现了十年、二十年或者几十年，当时我们分手的时候，他就说：“我到北京以后第一个打电话给黄永玉，你知道你的家乡有一个张家界吗？”后来黄永玉当年就带着夫人赶到湘西看了张家界，马上就把他的香港的好朋友大摄影家陈复礼，陈复礼就带着他的一帮助手到张家界拍了很多照片，搞了一个张家界风光展，张家界是这么开始就发现了，在香港展，到北京展览，到世界展览，到很多地方展览，我听说是陈复礼拍张家界的风光照的时候，是租了直升飞机，因为上边那个房子是那样的，他们要把这个胶卷拍完了以后，专门派直升飞机送到长沙，把胶卷冲出来看了以后，再决定下山，因为上山太难了，是这样干的，拍得效果很好。

    艺术家发现美的眼睛，发现名胜，在历史上这种事情很多，一个千古的名胜，因为艺术家的一篇文章，一张画而名垂千古，成为一个重要名胜的，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多的事情，但是吴冠中先生发现张家界，我认为又是一个佳话。

    吴先生这个人，我陪着他到湘西写生游历，我常常非常地感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陪过很多人，他之前，罗工柳先生这些大画家我都陪过，但是他最使我感动的就是说这个人，什么叫做纯粹的人，什么叫做高尚的人，我认为吴冠中就是我看到的纯粹的人，真是纯粹的人！纯粹得他对任何人都是那样地真诚，那样地有激情，我们完全做不了。

    他写生的时候是不吃中饭的，一张画中间绝对不吃东西，他是一定保证几个小时画完，就几个小时后才吃东西，就是这么干，所以一般我们都受不了，那样非常消瘦的一个人，小小的个子能够有这么大的精神力量，是给我们后辈一种启示，就是艺术的创造，主要是看精神力量，只有精神力量比较强大，才能够创造非常好的作品，我们也可以联想到伟大的时代伟大作品，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不可企及的精神力量能够创造伟大的作品，我认为吴先生就是这种类型的，他对艺术那种宗教感的激情，那种对艺术完全是献身的态度，当时他在画里面签一个字叫“荼”，当时他是不签名的，后来才慢慢签名，就是“如火如荼”的“荼”，我们不懂，就问他，吴先生你为什么签一个如火如荼啊？他说：“我是最佩服梵高，梵高就是像飞蛾扑火一样的扑向艺术，如火如荼，所以艺术都是荼，还有一个意思，他就说我是江南人，实际上南方艺术的秀，是我要摆脱的，所以我就来警示自己，要求自己签一个荼，如火如荼的荼字。”我当时感觉是我第一次看到对艺术这么谦诚、这么献身的献身的人活生生地在我的眼前，并且我跟他朝夕相处三十多天。

    另外我感觉他还非常地敏感，当时省里派了一辆车，他一定要坐在司机旁边，你会时时感觉到他那种特殊的，他有时候像神经质一样的，有时候像小孩一样的，比如说他坐在前面会突然说“点，美的点！”就是“美的点”，就完了，没有上文，也没有铺垫，突然冒一下又安静了，“脏点、脏点”他对着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就说“脏点、脏点”又完了，又安静了。当时我们真是感动，这样一个艺术家，像小孩一样，像神经质一样，他是很激动地冒几句话出来。为什么？他是“文革”中压抑这么多年，剥夺他创作的权利。今天我非常感动的还有吴先生的那种清贫，当时可能都是清贫，就是靠工资，还没有卖画，我记得他来的以后，到了11月份，天气冷了，可能没有带够衣服，吴先生夫人一来就很心疼，就衣服不够，看着老头很冷，我就陪着她，拉着我们小车司机到街上转了，买了一件，我记得是上海款式呢子大衣那种花呢的，我记得是四十多块钱，那个衣服拿过来以后，吴先生就穿上了，我现在还记着他的动作，我当时有一种辛酸的感觉，一种酸楚的感觉就起来了，我们都不会是那样，一件这样的衣服，他说：“哎呀，给我买这么好的衣服啊！” 他夫人说了：“早就应该买一件呢子外套，趁着这个机会就买了。”他真是这样，他说：“给我买这么好的衣服。”这是很普通的衣服，我就能看到吴先生对生活要求之低，那种清贫，他的那种清贫，我认为是一种性格化、人格化了，这样一个大教授，这样的画家，穿一个这么普通人都能够穿的衣服，他都这么激动。”

    吴先生是一种富贵的守清贫者，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了不起，“艺术大展”的时候，到他家里拿作品参加展览，我是第一次到他方庄的家，我当时是非常地惊异，我真是不相信一个这么大的画家，这样的房间，家里布置的清贫是任何一个工厂的老工人家庭的一般陈设，还不是青年工人家庭的陈设，因为青年工人要追求时髦，比如我当时在湖南文联的房子就比他好多了，家里布置得就比他好多了，并且他的画室大概是九平方，居然没有一个画架，没有一个画案，就是一个普通的三角板，两个条凳，往上一放，大的画，就是全部在地上，光着脚或者穿着袜子，就这么画。所以我当时也思考这个问题我，有时候跟朋友说到这个问题，吴先生绝对不是作态，也不是为什么，我认为他的清贫，安于清贫已经性格化、内在化了，他认为这样很好，为什么？也只有他这种人，他才能清贫得起，一般的人是清贫不起的，别人看不起，因为他有那么大的精神财富，他就能这样，所以我就感觉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物质社会，消费性的社会，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这么做，但是这一点对我们，我认为还是一种提示，吴先生还是一种提示，也是留给我们的一种财富。

    另外谈他的艺术，我想谈三点：

    第一，我认为吴先生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大家中间，不多见的具有非常深刻的思想和敏锐的思想的一个艺术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或者改革开放开始，他的很多观点和文章或者是一句话能够引起美术界对的一场大讨论，一场反思，是他推动了深化的这场讨论，比如说当时对形式美的讨论，这个“文革”被彻底否定后，包括“文革”的文化思想被彻底否定以后，艺术面临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回到“本体”，就是形式美，所以吴先生这个时候我认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他又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说笔墨的问题，他会用一句非常概括性的话或者市情绪性的话，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带出来，我认为实际上吴先生这个人的那种聪明我们可能还没有领会到，他就是卖了一个关子，卖了一个破绽，别人就进来了，古代的是打仗，大将都是这样的，卖一个破绽，你来了，你进来我就弄掉你。吴先生老是这种办法，卖一个破绽，我认为吴先生心理是明白的，他只有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才能把很多人带进来，引起别人的注意，尤其是比较保守的人注意，认为逮到了一个攻击的东西，实际上后面反驳的东西他已经准备好了，实际上他起到的作用一点都不比评论家和理论家差，甚至因为他的身份决定了他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精神遗产，我们是应该继承和注意的。

    第二，我还想谈一下他文学的一种情韵，他是一个有深刻的文学修养和文学情韵的一个人，晚年他写的书说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这句话从字面上看是有问题的，这是不能比的，但是这是他一贯提问题的方式，我们不能以词害意，来曲解他，我认为是有多种意思的：

    1、他认为，我们美术界是做得不够的，我们在文化上起的作用是做得不够的，如果我们有“启蒙运动”那些美术大师或者美术作品，或者有“文艺复兴”那样伟大的作品和伟大艺术家的话，我认为吴先生不会说这种话，就是因为当代缺少这种能够与鲁迅先生相比的美术大家，所以吴先生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有他的合理性的，我们不能以词害意。

    2、当然也包括他对文学的一种向往，他是有文学情结的，所以为什么他会写散文呢？他写散文，文学界公认他也是一家，一种独特的散文和独特的文字，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写了很有影响力的散文集子，实际上就是艺术表达上他以这个文字来补，同样他是有文学情结。